一天，正在顶楼工作的刘人寿，突然听到一阵嘈杂声。紧接着，一群日本海军特务闯入房间。他们态度十分凶狠，四处搜查，最后还抄下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刘人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不知所措。
刘人寿呆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设立的特务情报机构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已经与这里的日本人十分熟悉，不时还有人找他帮忙，翻译一些艰涩的汉字。他一时也摸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胸腔里的心脏忍不住在砰砰跳动，幸亏没有被搜查到什么东西。
原来，有一次，刘人寿被日本翻译叫去解答问题时，恰好遇到了岩井英一。岩井英一看着刘人寿擦肩而过的身影，问一旁的下属：“这个人经常来这里吗？”对方只答：“这人不叫不来。”只是没有多久，刘人寿就遇到了被日本海军闯入房间的事情。
但是这次的意外搜查，让刘人寿心生警惕。原来他是我党安插在日伪情报机关的间谍，一直为延安提供重要情报。没有多久，他就巧妙地离开岩井公馆，继续他传奇的间谍生涯。
一腔热血，正是少年书生意气时
刘人寿，原籍四川重庆人。他出生于1920年3月20日的上海。12岁时，刘人寿的父亲去世，家中只剩刘人寿和母亲，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长大后，刘人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创办的格致公学，成为该校第一位奖学金的获得者。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更不要说刘人寿家中情况如此，可是他却毅然决然地远行千里，只为学得本事报效祖国。
1937年，《抗日》三日刊上刊登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的启事。那时，刘人寿、他的女友黄承珍和其他同学，一共八人，都对此欣然向往。他们一路翻山越岭，餐风露宿，一群人过得十分艰难。他们离开上海到达延安的时间，大概是1937年的12月中旬。
“抗战开始时，我们都还很年轻，那时追求革命，追求真理，也没人介绍，八个人就自己找去了。当时上海到南京的铁路不通，在南通有一段要步行，有的时候坐船，很艰苦。”回忆起那段往事，刘人寿无不感慨地说道。
那时的延安与他们在一路上所见到的城市都不同。街道干净整洁，街上没有一个讨饭的乞丐。饭店里的服务员不叫伙计，互相称呼为同志。谁又能想到，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这里还是遍地饿殍，大街小巷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到达延安的年轻人们非常兴奋，但是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听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暂时不招生了。
到了八路军总部，负责人告诉他们，虽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暂时不招生，但是陕北公学招生，又学政治，又学军事。于是，八个人就都报了名。不久他们就通过考试，成功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1月，年仅18岁的刘人寿，与小他一岁的女友黄承珍，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他们两人在陕北公学结业，后被调入延安城外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继续学习。
中共中央党校旧址
在这里，刘人寿听过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看到过在延河边散步的朱德总司令……那段美好的时光，一直激励着他，让他得以度过无数个漫漫长夜，坚持在敌军从事情报工作，致力于报效祖国的任务之中。
陕北公学毕业后，刘人寿和黄承珍都在中央社会部，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延安通讯处记者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没有多久，刘人寿的领导人，也是当时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将其介绍给潘汉年，并指名其对刘人寿直接领导。
他隐藏身份，在国民党军舰上学习无线电报技术
1939年初，刘人寿收到一封家书。信是刘人寿的姐姐写给他的，说她和母亲已经逃难至重庆。如今母亲十分思念刘人寿，希望刘人寿可以前往重庆看望她，实在不行，她也可以赶往延安去看望刘人寿。
刘人寿将这封信递交给潘汉年，潘汉年此刻也正在苦恼，如何在日本控制的上海建立情报网。而这封信，给他打开了一点思路。
潘汉年
最后潘汉年决定，让刘人寿和黄承珍借着这次回到重庆探亲的机会，埋伏一段时间，再等待时机前往上海建立情报网。潘汉年还特意叮嘱两人，不要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争取学会情报相关的技术。
1939年初，刘人寿、黄承珍和一批同志，一同坐上军车，辗转多地，最终乘车到达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到达重庆后，他们就立即脱下八路军的制服，乔装成普通百姓后，住进了亲戚家中。没有多久，潘汉年也来到了重庆。那时的刘人寿不过19岁，黄承珍也才18岁。为了方便他们工作，组织上要求他们以伴侣相称。
这时，刘人寿经由亲戚介绍，考入国民政府中央储蓄会当练习生。同时，黄承珍还意外发现，自己的表兄陈震，居然在国民党海军“民权号”舰艇上当报务员。此事刘人寿对潘汉年作出汇报，并提出自己想要借这层关系学习收发报技术的想法。潘汉年自然同意了。
1939年5月3日、4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市民纷纷逃离市区。刘人寿找到陈震，借口说躲避轰炸和学习收发报技术，让陈震将他带上“民权号”船舰上。
那时，外人住在军舰上，必须要得到舰长的同意。而主持舰务的副舰长与陈震和黄承珍的哥哥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自然都乐意做这个顺水人情。于是，陈震写了个保单，就将刘人寿带到军舰上去了。
刘人寿对学习收发报技术一事十分认真，除去必要的探望姐姐和亲戚之外，几乎都是泡在军舰上刻苦练习。短短两个多月，他已经超过了每分钟发电码80个的合格标准，达到了每分钟可以发120个电码。而他几次在“民权号”上试发的电报，都得到了非常不错的评价。
“我的收发报技术，不是在延安学的，而是在国民党军舰上学的。”说起这段往事，刘人寿仍然不免显出自豪的神色。而这门技术，也无数次帮助他传递回重要的情报信息。
技术学成之后，刘人寿就接到了潘汉年的命令，前往香港。而组织从香港寄来的100元港币，充当刘人寿、黄承珍赴港的路费。但是这仅仅只够一人，不足的部分，由黄承珍的哥哥支付了。
刘人寿谈及过去的辛苦，说道：“当年地下工作人员不仅没有什么出差补贴，连生活费、工作费也是尽量自筹，少用或不用组织经费。我在‘民权号’军舰上学收发报技术，每月20元的生活费，就是由姐姐支付的。”
他活跃于斗争第一线，隐藏于危机重重的敌营之中
1939年8月，刘人寿和黄承珍顺利到达上海，在六国饭店同潘汉年报到。那时，中共中央社会部为了支援潘汉年建立的新情报系统，还派出十多位同志，却因为大后方的交通不便，堵在半路上。
而最先到达的刘人寿和黄承珍，则得到了潘汉年的夸奖，刘人寿更是被其称作少有的“全能特工”。
1939年9月下旬，刘人寿就随潘汉年从香港进入上海，在日伪机关当报务员，利用日伪机关的电台向香港等地发报。而他的女友黄承珍，则负责上海潘部内部交通工作。
而这一日伪机关，正是日本驻沪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设立在闸北宝山路938号小楼里的特务情报机构。其对外宣传是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是由日本外务省直接指挥。而刘人寿经由已经打入其机关的同志介绍，化名杨静远在里面当报务员。
在岩井公馆的顶楼，就是刘人寿每日工作的地方。他每天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根据潘汉年的指令，谨慎地选取部分内容递交给日本人。而在他的隔壁，恰好有一个日本特务的翻译组，他们常常因为一些无法翻译的汉字向刘人寿请教，让他有机会获得情报。
而有一天，他恰好撞见岩井英一，遭到了怀疑。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在后来更是被一伙日本海军特务抄走了。这让刘人寿知道，情报工作绝非儿戏，随时都会遭遇危险。
“皖南事变”爆发后，刘人寿将中共中央军委重组新四军军部的这一消息，通过日本人在上海的报纸传播出去，就立即撤出危机重重的岩井公馆。
离开岩井公馆，刘人寿就在上海的贝勒路和拉斐徳路分别设置了秘密电台。在这里，他还传递过不少重要情报。其中关于德军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消息，便是由刘人寿从特务手上接过，在此处传递至延安。
1941年6月23日，苏联斯大林就因为这一重要情报，特意回了一封电报至延安：“由于中国的情报及时，所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小时……中共情报机关所作出的努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功不可没。”
情报工作让刘人寿感到自豪，但是这份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发电报时，总是有嘈杂的电键声，又或者是闪烁的灯光。这些都会引起在附近巡逻的日本宪兵的注意，引来搜查。
在1942年夏，贝勒路的地下电台就是因此被日本宪兵察觉。刘人寿几次都遇到宪兵破门而入，在屋中大肆搜索。幸亏机器藏在夹壁之中，才能有惊无险地逃过搜查。情势危急的时候，潘汉年考虑让人员从中撤出。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还让刘人寿一群人尽量多呆几天。
谈及那时的气氛，刘人寿也说道：“那时的情境，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那时人员紧张，许多同志暂时撤离上海。而留在上海的人中，只有刘人寿一人懂得报务，可是他并不懂装配。倘若遇到机器故障，或因为情况需要拆分机器转移阵地，他就束手无策了。因此，他便向老资格的机务人员涂作潮学习。
1942年，潘汉年与党内重要人物一同撤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而张唯一则奉命领导其在上海的情报系统。张唯一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的文书科长和技术部长，在党内的代号为“张老太爷”，而刘人寿也一直在其手下工作至抗战胜利。
张唯一（右）
危机四伏的战斗中，他一直等待到天明
抗战胜利，却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当时中国共产党考虑到种种原因，决定让已经暴露或不宜继续长期埋伏的同志，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
而张唯一年老有病，又曾经被捕判刑，从任何一个角度考虑，都应该保护这位老革命，将其撤离上海。而后来接替其担任潘汉年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的人，正是刘人寿。那一年，他才27岁。
刘人寿谈及此事，也觉得压力颇大。因为从前，他不过是个学生、助手。什么事情都有领导替他把关，不用他担心。但是从1947年后，担任领导，他就不得不独立思考许多事情，并要处理以前接触不到的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刘人寿翻阅李克农的传记时，就读到一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淮海战役之中，有一份关于敌方部署的情报对其胜利尤为重要。这份情报是解放军在本战所收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情报，也是由刘人寿传递至中共中央。
刘人寿（右二）
在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即我党的秘密成员，他潜伏在国民党，担任国防部中将部员一职。他当时接到国民党的命令，要前往徐州“剿总”服务。这个消息，让刘人寿大喜过望。
而吴仲禧也不负众望，在国民党总部机要室看到的重要情报，都仔细地记在心中。第二天他就称自己生病，需要回到南京休养。到达南京时，他就将情报传递给潘汉年，而潘汉年则托黄承珍将情报带给刘人寿。
如今，这份密电原件，正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展出。时隔多年，参观的游客依然可以体会到那个年代的惊心动魄与腥风血雨，更加为英雄们感到敬佩。
在那个年代里，就有人付出了自己生命。而李白，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男主角李侠的原型，他也同刘人寿一起在上海活跃在情报任务之中。
李白
虽然李白与刘人寿都在从事情报工作，但刘人寿第一次知道李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李白的电台遭到破坏，他本人也被捕入狱。这个消息是经由刘人寿的手上传递给潘汉年。抗战胜利后，李白则是到了刘人寿麾下从事情报工作。
李白第二次被捕入狱，情况相较第一次更为凶险，也让刘人寿更为自责。他回忆起这段往事，说：
“自己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情报，对敌方电讯侦破的技术能力估计不足，以至李白台在同一地点发报达两年多之久。新台建成后才与上级通报一次，李白台即被破坏。这是我缺乏远见所致。”
李白一家
那时，国民党李宗仁找到自己的老关系刘仲华，请他到南京商量与中共“和谈”之事。刘仲华曾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对此事十分重视，认为需要中共中央的同意，他才可以前往南京。但是他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报，却一直都没有回复，因此也迟迟没有动作。
刘人寿说服刘仲华前往南京之时，得知此事。他将此事利弊剖析给刘仲华听，同时给李白夫妇拨去电话，咨询他们能够当晚就给中央情报部发报。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接电话的并非李白夫妇，而是掩护他们的房东。对方只说李白夫妇生病了，住到医院去了。
这样异常的情况，自然引起刘人寿的警惕。他心里一沉，知道李白夫妇十有八九已经被捕。如果不是他事先打了这个电话，而是直接前往，恐怕此刻，他也要遭到牢狱之灾。但危机仍然存在，刘人寿也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刘人寿等人连夜销毁了机关组织内的密码、文件档案，决定立刻撤离，按组织安排前往香港中央华南局情报部继续工作。刘人寿还叮嘱自己的成员，如果他们不幸被捕，就将一切都推到他的头上。
那时上海气氛十分紧张，到处都是特务，想要逃出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后，是黄承珍找到了在国民党海岸防务部队里，当电台台长的哥哥黄景根想了办法。
黄景根对于妹夫刘人寿和妹妹黄承珍是共产党一事早已知晓，但他仍然决定想办法掩护他们离开上海。为了稳妥起见，黄景根安排刘人寿乘坐运输船离开，而妹妹黄承珍则是坐飞机直飞香港。
上海解放前夕，即1949年5月7日，李白就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那时的李白不过39岁。李白的死，也成了刘人寿心中最为懊恼的一件事。
解放后，刘人寿先后担任华东局统战部副处长、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任。
而他的妻子黄承珍，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人事科科长、上海市公安局经保处副处长。2006年，黄承珍因病离世。2009年3月12日，刘人寿最后因病治疗无效逝世，享年89岁。
黄承珍刘人寿李白情报潘汉年发布于：天津市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